国潮1980 第一千八百三十三章 下坡路
人性里面有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的特点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怀旧与喜新厌旧。
怀旧是我们平静的翻看内心深处的情书，和躲进童年的纯真时代。
喜新厌旧则是对生命创造力的牵引和释放。
对一个人来说，往往既渴望电线杆上的小鸟和流云能把自己带往童年，又希望把日渐陈腐的生命玩出新花样来。
这不是贪心，而是人的灵魂天生拥有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底色。
一边靠回望过往汲取温柔底气。
一边靠奔赴新鲜延续活着的热忱。
过往是根，托住我们漂泊无依的灵魂。
未知是翼，承载我们不甘停滞的灵魂。
二者从不是彼此对立，反而相辅相成。
倘若只剩怀旧，人会困在回忆里固步自封，沉溺昨日不肯向前。
一味追逐新鲜，又会失了内心的锚点，四处飘荡无处落脚。
这个道理如果放到这座浮沉百年的京城来看，也依然成立。
京城人骨子里渴望安定的生活，偏爱熟门熟路的安稳，信得过经营数十年的老店，爱的就是那日常烟火里不用费心适应的安全感。
但与此同时，京城人也爱追时髦，喜欢新兴事物，渴望发达国家那种充满了新鲜感的现代化生活。
倘若改革开放的脚步能够放缓几分，传统习惯与新兴变革可以循序渐进、并行交融，新旧相互包容、慢慢磨合，这本该是两全其美的圆满。
可世事从不会顺着人的心意缓缓铺展。
时代变革翻覆天地，发展速度迅雷不及掩耳，巨大的浪潮扑面而来，压根没留给传统行当、老城老店缓冲、适应、喘息的余地。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一大批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模式的老商铺、老行当，根本来不及调整经营思路，也跟不上市场骤然变换的规则，完全来不及变通转型，就坠入举步维艰的经营困境。
旧日的烟火根基还未扎稳缓冲的土壤，新时代的浪潮已然席卷街巷。
一边是百姓心底割舍不下的怀旧念想，一边是全民奔赴新潮的热切渴望，新旧剧烈碰撞之下，无数承载着京城记忆的老店，夹在时代缝隙里进退两难。
当下的京城，许多行业和老店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变得黯淡无光了，开始因为笨拙和迟钝呈现出被动挨打的一面来。
就像每一次地球的地貌、气候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都要消灭绝大多数物种一样，京城许多传承了几代人的老店和行业也开始进入了集体消亡的倒计时。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如果这些代表旧传统的老店和行当，只会在懵圈的状态下瑟瑟发抖，不能及时找到正确的方向完成自我进化。
那它们就不可避免会成为这场时代变革的牺牲品，注定被这个时代彻底抛弃，沦为历史的尘埃。
就拿宁卫民的那些老邻居们来说，扇儿胡同2号院几乎每一个家庭，眼下都被笼罩在这个时代宿命一样的诅咒之下。
先说边家，边家大儿子边建军是清华池的锅炉工。
从整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时候，边建军可是整个2号院的香饽饽。
不为别的，就因为过去全民洗澡问题，大都依靠公共浴池。
尤其随着知青返城，京城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导致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这就造成了“洗澡难”的社会问题。
供需矛盾曾经特别突出，逢年过节，甚至到了连“脱筐”都得排队等一两个小时的地步，群众的不满相当强烈。
但扇儿胡同2号院就因为有了边建军，整个院儿都免除了这种烦恼。
因为边建军一旦上早班，就可以在澡堂开门前，把找他洗澡的人单独给放进去，让2号院的邻居们提前享受至少一个小时的“包场”特权。
这个时候洗澡，不但人少，而且洗的还是“头水儿”，绝对的VIP待遇。
有时候赶上澡堂负责人懈怠迟来，甚至连澡票都免了。
可以说2号院男女老少都享受过边建军给予的便利。
特别是康术德这样爱泡澡的，和宁卫民这个当初兜里比脸还干净的，更是受惠颇多啊。
所以在洗澡困难的时期，边建军是边家当之无愧的顶梁柱。
奖金和补贴拿的挺多，在整个2号院，不但人缘儿好，还有面子，就没人不把他当个人物。
然而这一切从1986年就开始变了。
由于许多大型企事业单位多数建了淋浴室，职工不用再到街上洗澡。
也由于职工住宿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从平房搬进楼房，普遍安装了洗澡设备，洗浴已经基本实现了家庭化。
因而导致浴池业的客流日渐减少，行业急速萎靡。
明明上一年，京城市政府还在讨论的群众“洗澡难”问题，忽然间，就不再是什么问题了。
反而京城一百多家浴池开始苦恼客人的急速流逝，不得不开始想办法留住客人，积极创收。
于是，较为知名的大型浴池开始了投资改造，想要升级硬件条件，让环境变得高端舒适，为此增加按摩室，桑拿房，健身器材等多种服务。
中小型浴池为了生存，增加了旅客住宿业务，并附设冷、热饮部。
甚至有些浴池还恢复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坚持的接送附近老弱病残居民来店洗澡的举措，以此来增加收入，客源。
然而这一切的努力仍然没办法挽回浴池业越来越不景气的现实，甚至于天灾突至。
一则京城发现艾滋病的社会新闻成了压垮整个行业的稻草。
出于恐慌和惧怕，大量客人不愿意再去公共浴池洗浴。
以至于到了1993年年初的时候，京城原有的一百多家公共浴池关门的关门，转业的专业，仅剩下三十多家勉强维持。
就说边建军上班的清华池吧，1990年，每天到该店洗澡的还有一千三百来人。
但到1993年年初，每天就只剩下一百人左右了。
女宾部甚至有时候全天都没有一个客人光顾。
可想而知这个行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在衰败，又是何等的萧条。
那不用说，单位入不敷出，职工们肯定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啊。
如今的边建军别说奖金和补贴了，连工资都没法全额拿到手，每月那点钱还不够他的养活自己的。
酒是不敢喝了，抽烟都只敢买不带过滤嘴的。
关键是他家庭地位直线下降。
没人给他气受，但他自觉对不起老婆孩子，抬不起头来。
说完了边家，再说说罗家，罗家的父子俩都在国营糕点厂工作。
要是放在过去，那也是饱受2号院邻居们爱戴的人啊。
甚至边大妈这位居委会主任都得给好脸色。
为什么？
不但因为他们是2号院儿里唯一的工人阶级，而且在缺吃少穿的年代里，没有人比他们搞油搞糖更方便的了。
何况糕点厂还有洋落——每隔十天半月的，几乎都能积攒起一批烤蝴的点心低价处理给本厂职工。
所以困难年月里，罗家父子就是整个2号院的油水保证，时不时的就搞回点油糖关照关照邻居们。
哪怕副食店里的糕点只有陈货，江米条能当武器的时候，他们也能给全院邻居弄到酥脆或者是绵软的新鲜糕点。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物资开始丰富，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无需克制，糕点厂的效益也越来越好。
罗师傅虽然因病退休了，但罗广盛接了自己父亲的班，成了车间主任后，也依然过了好几年风风光光，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京城居民在困难年月里被压抑的消费需求虽然随着副食品市场的放开改善迅猛增长。
但东西虽然可以不断的生产出来，人的胃口有限，消费能力也就有上限天花板。
1987年京城糕点行业整体销售量达到了历年销量最高106032吨之后，就开始掉头，进入了下降周期。
1988年，京城销售糕点总量103951吨。
1989年，销售95441吨。
1990年，销售92598吨。
1991年，销售79227吨。
1992年4月1日，京城糕点，饼干等食品全部停收粮票，敞开供应，但糕点销量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到1993年，京城糕点销售总量已经萎缩到了去年66425吨，比最高峰缩减了将近四成。
这当然与提着点心匣子送礼的风气转变有关，也与居民的消费观念和饮食结构进一步发生显著变化有关。
这还不算，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整体行业销量下行的同时，顾客的选择也多了，传统糕点正在丧失他们原本拥有的市场份额。
江米条、核桃酥越来越不讨喜，动物饼干压根就没人买了，甚至国营糕点厂采用流水线烘制的大部分糕点都在失去顾客青睐。
京城居民如今更喜欢现场制作，现场销售西式糕点，或者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各式盒装洋点心。
如奶油派蛋卷，曲奇薄脆，可可蛋糕，黄油布丁，鲜奶吐司等。
传统的中式糕点只有稻香村、正明斋、大顺斋、祥聚公，这几个打着老字号的商家，还能得到一些老百姓的认可。
所以对于大部分的国营糕点厂来说，现在的处境比起当年缺乏生产资料的时候还要困难。
当初他们只是因为原料不够，为生产不出足够的产品着急，现在却要为生产出来却卖不动的产品着急，这完全就是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现在的罗师傅和罗广盛也蔫儿了，每天活的无精打采的。
罗广盛的工资只能拿到正常的一半，其他什么钱都没有。
罗师的看病钱也全成了积压在案牍的白条，只能凭运气偶尔报销一部分。
这父子俩这辈子还没遇过这样的情况。
他们怎么都想不通，前几年厂子还红红火火，怎么突然间厂子的货就卖不动了呢？
他们可是端着铁饭碗，堂堂正正的工人阶级啊，从来不偷奸耍滑啊。
怎么就越干越落魄，变得这么废物了呢？
说完了边家、罗家，最后还得再说说米家。
这家人的日子这两年其实也一直在走下坡路。
而且还是他们老两口携手并行，一起往下出溜儿的，老两口谁都没能幸免。
众所周知，副食店是依托票证制度和计划供给制垄断生存的商业载体。
原本在物资困难年代，米婶儿这个副食店的售货员，是香的不行的行业，牛的不行的工作。
副食店有什么紧俏物资，她都能即使提醒邻居们，让全院儿的人都跟着她沾光。
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物资逐渐丰富，自由供给渠道越来越多，经营灵活度远低于个体商户的副食店开始没那么重要了。
客流和销售额因此大幅下降，造成了普遍亏损。
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大批门店缩减营业面积，精简人员，不得不把大半铺面对外出租，换取租金续命。
经营内容方面，副食店也做出了巨大的调整。
由于原有的肉、菜生鲜柜台完全败给了自由菜市场和早市，对这些业务副食店开始了逐步裁撤，最后就剩下了酱油、黄酱、盐、酱菜、糕点等传统干货。
不用说，这肯定会影响职工的收入，米婶儿处境不比其他两家邻居好多少。
但没钱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副食店保民生的职责还没相应减轻，或者降低。
就拿1989年来说，京郊白菜在这一年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大丰收。
当年亩产突破了万斤大关，比大白菜系列工程规定的指标高处34%，这原本是一件大好事。
但问题在于由于大棚种植的有力推广，蔬菜生产打破了季节性的限制，大白菜当年的产量超过市场需求量两倍多，出现了销售难的问题。
即使按低于政府的指导价销售，也还是卖不出去。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民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责任谁来负不好说，但压力层层传递，最后全压在了国营副食店的身上。
那一年的冬天，米婶儿比卖苦力的还惨，她和副食店其他的职工一样，每天都得拉着一车白菜走街串巷，想方设法卖出去。
完不成任务，就要被精简。
因为还要替米晓冉养活小外孙，米婶儿哪儿敢下岗，只能硬撑着苦熬。
结果因为在连着好几个月极其寒冷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腰腿都落下了病根。
现在的米婶儿后悔极了，不但身子骨垮了，得长期按摩，贴膏药，而且因为这个病也干不了重活了，只能当半个人使。
最后过了一年，她还是不得不提前办了病退。
那里外里，她简直亏大了。